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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愚昧无知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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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千千万万的分散小农会群起“打抢”教民? 
“义和团,起山东。”稍有治史经验者,首先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会在19世纪末不约而同地打抢教民,掀起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侯先生在他的仅举几例中,第一例就是1899年11月至12月义和团民勒索山东长清县教民40余家、平民十余家的例子。这条材料出自《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张瑞芬禀报县属各教案情形清折》。为了加强这条材料的分量,侯先生还引用《长清县志》“拳匪四起,倡言保清灭洋,横行劫掠,架户勒赎,河西被害者不计其数”,似乎坐实了山东义和团打砸抢的罪状。其实,要找到这类“罪状”,岂止长清县,山东几乎到处都有。这份清折,不过是袁世凯于1900年1月19日上报的诸清单的一份,袁世凯综合济、东、泰、临三府一州各清单,匪徒滋扰案件总共146起,内中扰害教民案件127起,共328家,民人案件19起,共28家,共烧毁、拆毁大小教堂10处,架虏、伤毙教民23名,民人7名。作为袁世凯研究的专家,侯先生应该知道袁世凯对这些案件的基本看法和结论:“实由民教积怨构成,而巨盗奸民,因而从中煽惑。”也就是说,导致这些案件的基本原因是民教冲突,而在民教冲突过程中,有些“别有用心”的盗贼奸民混入其中。 
袁世凯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需要历史工作者认真研究。如果基本正确,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是激于洋教压迫而起;如果错误,我们也不妨接受侯先生的新论断,是出于“鄙俗的贪欲”。上述这些清单并未提供教案发生的具体原因,我们无从分析,但是,其他档案文件仍然非常清晰地证明了袁世凯的判断是言而有据的。我就这个问题曾撰写过《义和团运动兴起初嘉祥县民教冲突形态研究》一文,详细分析了1899年由德国传教士通过北京公使团向总理衙门提控的嘉祥县11宗教案,济宁府、嘉祥县奉文调查,详细禀报了各案的实际情况原委,教民、教士上报,案情及损失与实际情况差异很大,有兴趣的可以从网上搜看此文。我这里仅将署济宁知州汪望庚的禀报摘录如下,读者就不难明了在19世纪末山东为什么会普遍出现平民“勒索”、打抢教民的情况了: 
“教民倚势欺凌,借端讹勒,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厌不休。其罚数之多寡,视力量之丰啬,虽父兄子侄不顾也。今略一询问,卑职耳所及闻者,虽卑州西北一隅,受其罚者已不下百数十家,而此外未及知者不知凡几。良懦饮恨,求泄无从,求避无门。年复一年,日不聊生。稍有身家者,咸懔懔焉无以自保。适有延师习技者,天主教民见而异之,为之装点情节,怂恿教士,思有以迫之抑之,以遂其欺讹之欲。民乃不胜其扰,有逼而往索其前日之所罚者。……习拳者本为保卫身家起见,并非利人财物,其所以向教民索还前罚之物,求一平衡天之冤气而已。……拳民之所索,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愿。其毫无影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如教民张瑞茂等呈报共计京钱三千九百吊有零,兹经详细查明,统计合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吊有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十仅二三。嘉祥大致尚相同。”(《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488-489页。)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教民教士的控告大多失实,各县据以汇总的清单未必就是历史真相。济宁州、嘉祥县地方县因奉命复查,所以揭示了教民长达二三十年欺凌勒罚平民钱财的实情,是导致平民习拳抗教、普遍索退罚款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否认在这索退罚款的运动中,的确存在着一些打砸抢的情况,但从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教民和教堂看,不能否认这场运动的基本性质和主流,即由于在洋教支持下数十年来教民对于平民的欺压引发了这场千千万万农民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反洋教运动。 
是教民“鄙俗的贪欲”激起了平民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平民搞义和团以一逞对于教民“鄙俗的贪欲”?读者是相信以前众多历史学家得出的“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还是相信侯先生的新发现,尽可以自作判断,自少在我看来,历时百年之后的今人,见识仍不如百年之前的袁世凯。 
二、“扶清灭洋”口号起于何时? 
为了说明义和团运动只是为了抢劫,而不是“灭洋”,侯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是这样阐述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产生背景的:“只因烧杀抢掠、绑票勒索向为社会所不齿,并为历代官府所不容,义和团的头目们害怕清政府派兵剿灭,才利用当时部分平民仇恨洋教的情绪,特创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也就是说,至少在他说列出的1899年11月长清县团民“打抢”教民之前,义和团并没有“扶清灭洋”的口号。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没有证据,二没有对他以前“人云亦云”的观点没有驳论,这种“拍脑袋”式的“考察”,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义和团首先兴起于山东冠县的梨园屯,起因是平民与教民对于村内玉皇庙基地的争执。而“灭洋”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山东民众中出现的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口号,它的出现是义和拳转变为义和团的一个标志。1897年德国出兵胶州湾是整个事态发展的转折点。长期研究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日本学者佐藤公彦在他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一书中引用了传教士范迪吉的1898年的一封报告说明了胶州事件的影响:“德国人对胶州的侵略行径在中国官员和易变的民众的思想中产生了恼火的反感。”克赖神父在书信中写道:“德国人(制造的)事件在一些地区使传教士深受其害。……除了侵犯他人的权利以外,侵占胶州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外国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山东在胶州湾事件中首当其冲,民众对于外国侵略者的仇恨首先在长期积累的民教冲突上爆发出来,也就不可避免。围绕着梨园屯玉皇庙基地的争执最终引起了义和拳到处打教堂的风暴。1898年10月,河北威县赵家庄教堂的教士伊索勒亲眼看到了义和团的旗帜上写着“顺清灭洋”的字样,准备发动普遍的起义,“他们同官吏妥协,只进攻基督徒。”在这种背景下,到1899年,山东平民利用义和团打教堂的声势,兴起了大规模索还罚款(也就是侯先生所谓的“抢劫勒赎”)的运动。 
是义和团“抢劫”在先“灭洋”口号在后,还是“扶清灭洋”口号提出在前向教民索讨罚款在后,侯先生似乎应该按照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做个二三年的“史料长编”,应该不难得出许多数十年研究义和团专家们得出的大体相同的结论。 
三、如何正确认识义和团运动中的消极面? 
我想,上面短短的文字,大概把学术界以往的义和团运动基本性质判断的基本理由讲清楚了。肯定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性质,并不是完全否认义和团运动存在诸多的落后面和消极面。侯先生在文中所列举的京津直隶一带义和团大量有关“抢劫”的记载,我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一一核实,逐一分析,即使这些材料完全真实,作为一个专业历史工作者,也必须根据一些基本的“常识”进行具体分析。 
脱离乡土社会而设团打教,必然会发生义和团民的生活供给和组织活动经费问题。红军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曾被国民党和地主们污为“赤匪”,义和团打教堂、分教产、剥夺教民之类的行动,进而派捐商铺、设卡抽捐、抢夺富户,从而出现大量的负面记载,情同此理,丝毫不值得奇怪。奇怪的倒是一位学有素养的历史学家,是不是能够假设:大批设坛立团的下层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能够自备数周乃至二三个月的口粮,对他们认为是“敌对势力”的财富毫不染指,个个成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战士。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场下层民众自发的反帝运动,很难做到“分清敌友”。我完全同意侯先生的观点,山东直隶被杀教民甚多,并非都罪当该死。但是,我不能同意侯先生的结论,即义和团并非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烧杀抢掠无辜同胞。教民的背后是外国教会,外国教会背后是帝国主义列强。这个事实,当时的清朝地方官员都有切身感受,他们在教会“干涉词讼”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民教纠纷中“袒教抑民”,使平民普遍陷入了有冤难伸的困境。当众多平民长期遭受一些无良教民的敲诈勒索而奋起反抗时,身份识别是他们最简单的区分敌我方法。我们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求知识水准十分低下的下层民众能够准确地把教民中的善良分子与无良分子区别开来,把主要矛头对准主要敌人。侯先生有足够理由嘲笑这个简单的“逻辑推理”,但不能否认这却时当时义和团民观念中的“事实”。分清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早在1926年就指了出来,纵观20世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问题不断成为问题,有的甚至还很大,冤死的无辜革命者和普通群众恐怕远不止两万之数,我们能够因为革命运动中的这些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而否定革命运动本身的性质吗?揭露义和团运动的这些消极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本相,从中吸取历史教训,而不是抹煞中国人民正义的反帝斗争。 
在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中,难免鱼龙混杂,大批抱有各种动机的各色人群混入其中,以牟取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私利。太平天国运动兴起,领导人后来大多养尊处优,争权夺利,乃至自相残杀,后期洪秀全大封诸王,失败后不少卷款而走。这种农民运动的局限性,我们早已有充分认识,但谁能相信凭着洪秀全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掀起一场席卷南中国的民众大叛乱呢?还不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民众无法继续承受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吗?如果以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养尊处优,争权夺利等等进行评判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历史学研究还需要专业工作者干什么?侯先生根据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些团首的行为而对整个义和团运动基本性质作出的评价,不就是这种简单劳动操作的方法吗?在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下,社会治安本身就十分差,团民一起,社会失控,匪徒盗贼乘机而动,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至于侯先生最后引用洪秀全是基督徒、孙中山称赞基督徒和传教士贡献革命甚多而来否定义和团反帝性质,提出一个所谓“统一的标准”,也有一点莫名其妙。首先,洪秀全的基督徒的身份,基督教会并不承认,洪秀全也不可能与半个世纪以后的义和团上演一场“关公战秦琼”的闹剧。其次,孙中山称赞基督徒和传教士贡献革命甚多,也并非全称判断。第三,史学界肯定义和团的反帝性质,并不否定义和团运动存在着严重的消极面;肯定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并未同时肯定他“平匪全交”的主张。把反帝和反封建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在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实现以后才逐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目标的。侯先生想架构不分历史阶段、历史条件的“统一标准”,似乎也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如果义和团运动是对的,那么洪秀全、孙中山就是错的;如果洪秀全、孙中山是对的,那么义和团运动就是错的。这种不是好人就是坏人的判断,是不是失之简单?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的确存在一些扬美掩丑的过甚之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于义和团运动中的消极面的揭露和批评也越来越多,包括扶清灭洋口号的局限性、盲目排外的破坏性和受统治者利用的愚昧性等等、使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但对这些消极面的揭露和批评,并没有使任何严肃的历史学者否定义和团运动兴起是根源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是导致19世纪70年代以后连绵不断的反洋教运动走向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基本原因这一判断。这场运动的失败,证明这种落后的反抗方式根本不可能达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但这却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道路上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并不是肯定和赞扬义和团运动中的一切;我们揭露义和团运动的消极面,也不是取消和否定当时的中国下层民众的反抗权利。如果侯先生有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推理,充分证明他在这篇文章中显然无法证明的结论,义和团运动只是出于团民们“鄙俗的贪欲”,那么我也十分愿意“随之改变”我的观点,从这篇文章所用的史料和行文逻辑来看,实在无法让人信服。 
行文至此,本该打住,发现侯先生在《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上还发了一篇《义和团的战场表现:从无畏到怯懦》,顺便说上几句。侯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叙述的义和团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往学术论著中的确很少着墨,当时阅后仅作为补充历史知识,并未太留意。联系上文,不难想到这篇文章的题外之音。这种揭丑式的描写十分细致而无具体分析,至少说明侯先生缺乏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靠吞符念咒、习拳练武、拿着大刀长矛而凑合起来的团民,与持近代热兵器的正规军作战,从军事组织学的角度看,依然是一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即使经过战阵训练的僧格林沁亲王的精锐马队,也在英法联军的排枪之下很快一败涂地,何况这些毫无战阵训练、武器落后一整个时代的团民?由一个平民到一个战士,是需要经过严格军事训练和心理素质的,不是一朝而就的。本来充满勇气和信心的乡野民众以热血之躯冲锋陷阵,抗击侵略者,但最后惨败气馁,甚至不敢上阵,这是应该为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这段痛史而惋惜,不应百年以后,对义和团叫喊:“为什么不冲?你们的大无畏气概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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